2018年第69期【史海钩沉】柳州城市空间的变迁

2019-03-15 16:58

  城市空间,一般是指城市范围内建筑物、道路、广场、水体、城市标志物共同界定、围合而成的空间。但是,城市作为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场所,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空间,还包括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

  本文拟以柳州为例,从组成城市空间结构的三个维度,即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展开论述,以探讨内陆中等城市在近代(尤其是20世纪前期)社会变迁中城市空间是如何扩张与演变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城市的兴起大都缘于其险要的军事地形或特殊的政治地位。柳州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图为柳州骑楼)

  柳州地处五岭之南,“内杂,外连黔越”,其城池始于汉灭南越后所置潭中县,原治在今柳江南岸。唐初,出于军政防御与统治需要,乃移治于江之北,易称柳州(天宝时为龙城郡,不久又复名柳州)。自宋迄清,先后置柳州路、府,而马平县一直为其附郭。柳州移治江北后,西、南、东三面水环如带,江水绕城而去,形势险要,但唐至元均无城郭。

  明洪武四年(1371年),“县丞唐叔达筑土城。十二年,指挥苏铨等拓之,易以砖。东西三里,南北二里,高一丈八尺,周围七百四十八丈”,“为门五:东门、西门、镇南门、 靖南门、北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为加强北关的防御,又“筑外罗城,起西环北东,首尾皆际江,长五百九十丈,高一丈四尺。为门三:东曰宾曦,正北曰拱辰,西曰照临”。至此,柳州“地属冲要非他邑所比”,“柳江绕其前,鹊山护其后……兼以闾阎洞达,阡陌交通”,及至清乾隆中期,“凡荷戟从戎之士暨四方宾旅商贾之流,莫不出其涂[途]而藏其市”,已成为桂中腹地的一大重镇。

  由于受地形条件限制,柳州城池并不是标准的方形或矩形,而是依柳江U型河岸筑成椭圆形。不过,城墙以内的柳州城市空间结构仍受到人文因素的影响,严格地按照礼制等级来分布各类建筑,以凸显封建城市的政治功能。比如,在城市空间布局方面,柳州依照四个方向的城门相对修筑起城内街市的主干道: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北门大街、南门大街和大十字街等,并依次向四周延伸成巷坊,由此呈现出古代城市街道棋盘形的基本格局。官府建筑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不同等级的衙门公署分布在城内中央街区的主要干道,占据了有利的区位,尤以城区的南半部最为密集,如右江道署、府署在大南门(镇南门)内,督粮通判署在府署左,县署在府治北,提督学政署在小南门(靖南门)内,而西门大街、东门大街和北门大街,也分布着左、右营游击署、提督军门署、守备署等武职公署。

  此外,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文化等价值观念也起着重要作用,它表现在孔庙、社稷坛、火神庙、药王庙、府学、县学等祭祀、宗教与教育建筑均按一定方位有序地分列在城关内外,这反映了柳州城市发挥着宗教文化中心功能。城墙的修砌,维护了柳州城市社会生活秩序的安定,也导致其长期的相对封闭状态。

  明清时期,柳州虽与省内桂林、浔州等地以及湘粤邻省有商贸往来,行商坐贾沿江越岭而至,开店设庄,湘粤商人还建起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建筑——会馆,经济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发展,但受地理因素和传统交通工具的限制,这种影响并不深远。因而,柳州城市的发展相对缓慢,规模小,物质空间的演变也很微弱。

  与此同时,上海、汉口等沿海沿江商埠早已浸润欧风美雨,租界内洋楼栉比,街宽路直,而柳州地处内陆,受西方势力的辐射较弱,城市空间依然延续着明代以来传统的街区格局,城墙和城门仍是城市空间定位的重要因素。

  光绪以后,柳州城市空间也在变迁的时局中酝酿着更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宣道会牧师陈法言在城内景行路(后在庆云路)购地建立福音堂。哥特式的西方教堂建筑,成为晚清柳州城市空间最醒目的变化。

  清季三十年间,柳州社会稳定,商业日渐繁荣,人口逐渐增多,及至光绪末年“城厢5000余户,2万余丁口”。大量商民聚居在城内,隙地尽辟,街巷密如蛛网。清末,在方圆不过数里的城内已近50条街巷,而沿街商家店铺众多,货摊绵延,更显曲折、狭窄。这样,规模原本并不甚宏敞的柳州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城市空间已日见局促,十分拥挤。

  随着清末轮船的营运,柳州与梧州、浔州水上贸易的繁盛,柳州城市空间遂由城内向城南沿江一带扩张。至辛亥前夕,南门外江滨的沙街以及江南岸的太平圩、赵家井、谷埠一带成了人烟稠密之处,而东门外及柳侯祠附近也逐渐积聚起一些居民点,自然生长成街区。与城内不同的是,城外街区道路大都沿河道走向分布,缺乏规划。

  辛亥革命是导致柳州城市空间急剧演变的发端。1911年10月12日,在武昌首义的影响下,刘古香等同盟会员策动柳州独立,并建立军政府。民国肇始,民主、平等观念逐渐在柳州流播开来。革命党人摧毁了象征着封建等级制度的旧衙门官署,孔庙、社稷坛、城隍庙等传统宗教祭祀建筑也渐趋毁圮、坍塌,或拆除易作它用。由此,旧有的城市体系遭到破坏。

  民元以后,内河贸易更趋兴旺,沿江一带与旧城区之间商品流通量大增,以及人口流动的增加,对传统城市空间构成冲击,城墙、城门和狭窄的石板路成为交通的制约因素。柳州士绅见城内福建街、仁恩坊地段日益繁华,商民来往频繁,出入城外至江滨需绕行大、小南门,于是提议在临江的南城墙增辟一门,即为正南门。1917年,广西督军陈炳出资,将沿东城墙外的小路改扩建成宽4米的三合土大马路,以利商民,是为柳州第一条大马路(后称文惠路),由此开启了近代柳州城市街道空间系统的演变。

  1925年,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统一广西,而后乃集中财力、物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以增强实力。柳州地处广西腹心,广西省主席黄绍竑曾主张迁省会于此,遂成为新桂系建设的重点。

  1927年9月,柳州成立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3月拟定《建市速成计划》,议决拆城筑路。1928年,柳州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并着手测量征地,将城内外狭窄曲折的里巷通道改造成5米~12米的车行道。在广西省建设厅厅长伍廷的主持下,至1936年,旧城区已建成培新路、东大路、庆云路、西大路、映山街、兴仁街、正南街等10余条碎石或混凝土路面的新式街道。在城外,江滨沙街的石板路亦拓宽成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商业街。1930年,在江南岸筑成宽30米的鱼峰路,时为广西最宽阔、美观的新式马路;同时还修筑了河南上街、下街。随着城市街道的改建与新修,大多数道路两侧都建成统一样式的骑楼,骑楼下留有人行道,也方便商家经营生意。

  20世纪30年代中期,柳江南北两岸8条主要街道和商业区建有成排连片的岭南骑楼,蔚为柳州城市新景观。城墙消失后,城区内外的藩篱被打破,而新马路又将城门外的街区、居民点联系起来,往来甚便利。这样,就大大地改变了柳州城市原有的街道网络形态,逐渐形成现代化的新街道空间。

  当市政建设积极进行之时,1928年秋的两场大火灾,也使得柳州建筑类型及其空间发生变化。灾后,城内木板屋渐少,新房多以混凝土与砖木相杂。廖磊公馆、曲园成为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新式建筑。

  同期,柳州的外部交通环境也有较大改观。1925-1930年间,广西建设厅以柳州为中心,修筑桂柳、柳邕、柳石、柳长、柳雒5条对外公路。江南岸鱼峰山南侧兴建起柳州第一个汽车站。

  20世纪30年代后期,湘桂铁路、桂黔铁路相继修筑,分别在柳州设站开办客货运业务。同期,银山附近还修建军用机场。于是,公路、铁路沿线成为近代柳州城市空间扩展的新轴线,陆路交通的发展及机场的修筑,使得柳州城市布局迅速向江南扩张,并呈现出跳跃式态势。

  而抗战前10年期间,新桂系亦积极推行经济建设,在柳州先后开设广西机械厂、广西酒精厂、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由于旧城区有柳江环抱,地势不开阔,这些工厂都建在柳江南岸,并可就近利用汽车、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运送物质,使得城市在空间上不断向南发展,扩展幅度明显。至1936年,柳州城区面积已达137433公顷。

  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的工商业纷纷内迁,一批官办及民营机器工业也先后落户柳州。1938年8月,上海中华铁工厂与广西省政府合股组建广西中华铁工厂,在柳州鸡喇设厂。之后,经济部中国植物油料厂柳州分厂、易和煤气制造厂、经纬纺织机制造厂、养生代乳粉公司、华南雪茄烟厂、广西骨粉厂、广西企业公司制革厂、染织厂等10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企业,也迁柳重建复工。

  此外,还有近百家从事冶金、印刷、制糖、面粉、日用化工诸多行业的小厂相继开工。同时,大量手工业者和一些拥有一定资本的中小业主也纷涌到柳州避难营生,摆摊开店。这些官办、民营工厂的建设及小店铺的开张,同样表明了柳州城市向外扩张的需要。

  至1940年前后,随着湘桂、桂黔铁路的通车以及黔桂公路的开通,柳州一时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工商业重镇,城区面积逐年扩大。在抗战后期,江南太平街、谷埠路以及鱼峰山附近一带的土地全被开发建设,从鱼峰山汽车站通往黔桂线柳州城站的文笔路两侧也有发展,用作新建的厂址及工人宿舍。众多商业店铺、手工作坊和部分轻工企业则散布在江北,并逐渐跨越旧城区界限向城北、城东北扩张。为满足人口剧增后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期,柳州还新建成或扩建了一大批商店、旅馆、酒家、戏院”。柳州城市空间由此在柳江南北两岸都有很大扩张。

  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日军沿铁路线迅速南下,柳州城内人心惶惶,人员开始疏散。11月,柳州沦陷,市面顿呈萧条之势,城市空间处于萎缩状态。次年6月日军败退,撤前纵火焚城两天。劫后的柳州,瓦砾遍地,城市遭到极大破坏。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的资金,开始在柳州恢复城市基础建设,修筑飞鹅路、屏山路等,城市空间有了新的变化,渐次达到抗战前期的规模。然不久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局动荡,柳州城市空间的演变趋于缓慢。1948年,经广西省地政局测量,柳州城区面积已扩展到290587公顷。

  地域物质空间是经济空间的前提与基础,其演变也将催化经济空间的变迁。近代以来,柳州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张也直接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与迁移。(图为柳州火车站)

  明清时期,柳州经济空间主要体现为城墙内几条繁华的商业街区,由此构成商业中心地带。府前街作为贯穿古城东西城门的主要街道,自乾隆年间即成为柳州商业贸易最繁华之区。城内城隍庙、火神庙、药王庙,每逢一年一度的庙会及其他传统节庆,商贩云集,自然也是柳州人各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场所。

  此外,南门口一带因濒江邻近码头,货物运卸较为便利,遂聚集起许多商旅,生意十分红火。到了晚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城区内已出现许多专门生产或销售某一商品的商业街区,如苏杭街(专营丝绸)、硝皮街、弓箭街、柴行街、盐埠街、米行街、梳子街、香签街、铁局街,等等。这些街巷大抵以大小南门口为中心,北至府前街,南达城墙脚,分别形成纵横交错的田字型道路,构成晚清柳州新的商业区,城市商贸中心位置开始透露出渐变的趋向。

  及至民初,由于轮船运输业的发达,柳州与外埠交易日趋频繁。城外临江的沙街成为柳州的商业贸易中心,“沙街以平码行为重点,如当时的大隆行、益昌行、祥泰行、吉祥行、宝泰行、而行生、福昌、厚昌等9家”,他们收购代销桂西北融县、柳城、庆远、怀远、罗城、雒容、榴江以及贵州榕江、锦屏、湖南通道等县的农副产品,特别是大宗的粮食、桐油、豆类、纸类,年中销出60万担~70万担;并从梧州、广东购回生盐、火水油、酱料、海味杂货、火柴等商品,向柳州及以上各县出售,“一年交易超过100万担以上”。民谣称:“沙街三年火不烧水不淹,母猪也带金耳环。”此时,城内苏杭街、大南门等传统商业街则相对衰落了。

  1928年后,新桂系政局逐渐稳定,市政科将地势低常遭水淹的沙街整平拓宽为马路,改名柳江路。此后,柳江路更加繁华,聚集起平码、百货、杂货、土特产品、五金、货栈诸多行业,附近各县的行商也纷纷集资来此开设平码行。到抗日战争前夕,柳江路已由最初的10余家平码行,发展到40家左右,以经营谷米出口居多,同时还成立了经纪同业公会。

  20世20至30年代,城墙的拆除及市政建设的铺开,使得柳州城市经济空间发生更为急剧的演变。1926年修竣培新路,沿街两侧新建大量的骑楼式商业建筑,该地段重趋繁华。至40年代,广西银行柳州分行、中国银行和华侨联合银行等19家金融机构先后入住,遂形成“银行街”。1932年,府前街拓宽建成东大路,很快聚集众多批发商行、货栈,成为湘粤商人汇集的中心;改建后的兴仁路则成为零售商业聚集地。

  1928年,柳州在河南修筑鱼峰路,适逢城内大火,遂将近百户商家迁此营业,不久河南上街、河南下街亦修竣。而此时逢柳邕、柳桂、柳玉等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并设汽车总站于河南。大东、长远、平和三家商营汽车运输公司在河南上街应运而生,城乡各县物资交流日趋频繁,至1934年,商营汽车运输公司增至19家,大小汽车47辆。以上三路与柳江码头及汽车站近在咫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很快繁荣起来,成为柳州新商业区的初始。

  近代工业的兴起,也给柳州城市的经济空间带来显著变化。由于旧城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民国以后,河南一带便成为柳州工业发展的中心地,并带动了商业的南移。

  1928年广西省政府始在柳州东南鸡喇村筹建广西机械厂,从事飞机、汽车和新式农具的制造及修理。之后,广西酒精厂、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也在河南建成投厂。及至抗战时,广西中华铁工厂、经济部中国植物油料厂柳州分厂、捷兴煤气发生机制造厂、经纬纺织机制造厂等众多企业相继内迁。抗战胜利后,又有柳州中国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在鸡喇建立。这样,柳州经济空间表现为河南工商业中心的逐渐崛起,从而改变了旧城区单一的商业中心。

  抗战爆发后,“柳州居西南交通枢纽,承担后方运输的重担,它又是货物集散之地,客商过往甚多,旅店业应运而生。当时河南是交通中心,河南河北两岸靠浮桥交通,而物质多集中于河南,便于集散推销,故促成旅店业较河北发达兴旺”。柳州大旅店多分布在河南街,据统计,有光华旅社、大南天旅社等13家旅社;普通客栈,河南街有6家,谷埠街有11家,文笔路有4家,南站有1家,河北旧城有7家,城北火车北站有2家。

  如前所述,一批内迁的工厂多布局在柳州江南岸,在火车站及其附近便形成了工业、手工业中心。由于日常生活所需,黔、川、湘各省的客商以及汉口、广州、香港疏散人员纷纷到柳设庄,在谷埠、太平街、河南上街、河南下街,迅速聚起众多商家,便发展成为柳州颇有活力新的商业街区。而此时的江北旧城内,因人口骤增,生产生活之所需,除了柳江路之外,正南路、谷埠路、小南路、培新路、兴仁路的工商业也逐渐复苏并呈繁荣的景象。

  至此,柳州城市的经济空间逐步形成分别以鱼峰路、柳江路为南、北中心的“双商贸圈”,由于河南一带有近代工业的拉动,其发展潜力渐在旧城区之上。

  城市的社会空间,又称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城市公共活动的场所,通常包括城市街道、巷坊、码头、广场以及城市庙宇的前庭、城市公共绿地、公园及其他开放空间。城市社会空间往往因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图为柳侯祠)

  明清时期,传统的社会空间总是与传统生活及活动需要相对应的。在柳州,街市兼具街衢通道与市场交易双重功用,一直都是普通百姓进行各类商贸活动之地,而城内府前街等闹市区,人流熙攘,成为柳州最主要的社会空间。这种情况在19世纪后期仍未有多大改变。

  此外,酒肆茶楼、庙宇也是人们常去的公共活动场所,或聚亲会友,或迎神祈福。清后期,柳州城厢内外仍分布着众多供奉各类民间神祗的寺庙宫观,如北门外的关帝庙、玉皇阁,东门外的天后宫、柳侯祠,小南门外的龙王庙,以及城中的城隍庙,西门内大街的火神庙、药王庙,还有河南岸的南评宫、灵泉寺等。每逢传统节庆日或诸神诞辰,善男信女们从城乡纷涌而来,或求神庇佑,或烧香还愿,除了宗教觐拜之外,自然也吸引众多商贩、普通民众,遂形成热闹非凡的庙会。其间,各庙都要唱戏酬神、抬菩萨出巡游街,并有舞龙杂耍、抢花炮等民俗活动,从而为人们带来采购货物、休闲游乐的好时机。

  从清末起,柳州商业日臻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大量的商业活动使得城市社交活动非常频繁,普通民众的人际交往也趋于活跃,柳州城内外已有公共空间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同时,由于近代传媒的发展,也给柳州带来新的生活娱乐及社会交往方式,这就导致了20世纪初年以后柳州新型公共活动空间的应运而生,并在民国年间得到较大的扩展。

  光绪十八年(1892年),粤东会馆聘广东戏班来柳州酬神演戏。在此前后,桂剧、祁剧等剧种相继进入柳州,“或为庙宇会馆酬神,或为民众庆典,演出活动渐次增多”,揭开柳州近代公共空间演变之序幕。1914年,一些戏曲爱好者集资将城隍庙改建成富贵园,专演桂剧。这是柳州第一座近代戏园,它面向大众开放,使演戏从地域性会馆里走出来,给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休闲场所和交流平台。

  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与新文化的传播,文明戏也开始在 柳州出现。最初只是驻柳的国民革命军宣传队纪念演出,很快,演剧活动遍及柳州各中学校。校园成为青年学生活跃的舞台。

  抗战爆发后,剧宣四队、五队相继来柳,在街头和戏院广泛开展抗敌演剧活动。受其影响,“柳州中学、龙城中学、柳庆师范等学校竞相排演抗日救亡剧目”,并走上街头公演,激发民众抗日救国之情。

  这时期,柳州文娱场所等社会公共空间也得到大发展。继富贵园之后,柳州涌现了娱园、曲园、慈善戏院、映山戏院、柳州剧场、飞燕大舞台、金门电影院等10余个影剧院。此外,柳州还建有公共体育场、民众图书馆等公共新型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影戏院、体育场、图书馆,为柳州人提供新式的公共活动空间,也生动地展现了近代城市民众的公共生活。

  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新型休闲公共空间的观念也给柳州带来一种全新的城市绿地空间形态——公园。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地方绅士在柳侯祠东侧赵屏藩私家花园赏菊,倡议以柳侯祠、罗池一带为中心扩建成公园,以纪念名宦柳宗元。嗣后,此议得到地方官府的支持,遂拨官帑及木料,开始征地建园。及至三十四年(1908年),柳州知府杨道霖力主其事,先疏浚罗池,后又重葺柑香亭、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等名胜,经营渐成规模,达2万余平方米。宣统元年(1909年)春,杨道霖将之定名柳侯公园,并亲自拟订《柳侯公园揭示规则十四条》,以便公园管理。

  柳侯公园由此成为柳州最早的城市公园,吸引着城内众多市民前来休憩游玩。每逢春秋花季,游人更盛。民国以后,地方人士在清明节都要于此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宣读祭柳文,唱祭柳歌。

  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柳州各中等学校如柳庆师范、龙城中学的进步学生也常以柳侯公园为场所,开展集会、讲演、演剧等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先后经桂林、柳州转移到大后方,在柳期间,柳侯公园成为他们驻足赏玩、思古凭吊的去处。1938-193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到柳州,其负责人也以之为革命政治舞台,争取柳州民众的支持。由此,柳侯公园逐渐成为近代柳州最著名、最重要的新型社会空间。

  由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柳州河南一带的开发建设,人口猛增而公共空间甚少。1933年,河南岸立鱼峰及周边小龙潭、壮族歌仙刘三姐像等名胜增辟为鱼峰公园。不久,又以马鞍山为中心开辟天马公园,“从广西农事试验场购进各种花卉200余盆,移植各种树苗500余株,并修筑鱼峰路通往天马公园的马路”。公园开辟后,每年三月三,柳州青年男女都到鱼峰山下赶歌圩,鱼峰公园成为柳州人对山歌的热闹场所。而天马公园因马鞍山山势高,视野阔,登高望远,柳州全城尽收眼底,遂为游赏佳处。

  近代柳州社会空间的演变还体现在柳州乐群社的建立。1935年,新桂系为扩大势力,决定在广西各地建立乐群分社。柳州乐群分社社址原为柳庆公路总局和柳州汽车站的办公小洋楼,高两层。9月,柳州乐群分社正式成立后,内设接待、 总务、文体等部门,并对洋楼进行改造。“一楼设中、西餐厅、阅览室、乒乓球室、桌球室、舞厅等。 二楼为会议室、旅社部,为高级军政官员住所”。不久,在楼后空地增设网球场,并扩建停车场,面积增至3300余平方米。后来,还在柳江畔设游泳场。乐群社内各种设施,当时堪称一流。柳州乐群社遵照总社规章,主要作为桂系军政官员、省级驻柳企业及筹办省直属新机构官员的住宿和联络处所,其公开活动常有乒乓球、桌球、网球、舞会等。柳州地方官员也时常参与到乐群社中,“入社时,每人每次交银元4毫”。抗战后,乐群社亦接待来往的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如陈立夫、茅以升等,并组织社员进行游泳、网球等项目的比赛,向外发动群众开展献金运动,慰问抗日将士。柳州乐群社成为新桂系当局及柳州上流人士的高级俱乐部和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1942年,中国旅行社接管广西乐群总社,柳州乐群社的社会活动亦告停止,仅作旅游食宿。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空间现象。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嬗变,作为城市物质载体的城市空间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